顾炎武人物评价精选92句集锦

顾炎武人物评价

1、姜子牙  杨  炎  韩  非  李  冰  张  骞  

2、由此可知，像顾炎武这样的著名历史人物，自身的“价值”是既定的，是一条稳定的中轴线，本于其整体的人格表现与终生志业的成败得失，所以对他们的评价，终究要以还原价值“本真”为准绳。与此同时，也必须随时关注那些上下错落的“价格”浮动，探究背后的“供求关系"，弄清其所以然。且不说抹黑或妖魔化之类的负面评价，即就推崇宣扬而言，对被推崇者的思想与人格，读懂读不懂，解说正与歪，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严重偏离其价值本身胡言乱语者亦有之，不能不加以辨识。须记住，越是拉高调门，气势汹汹，越是需要我们提高警觉，冷静处之。

3、在这种局面下，就要摆脱近代的恶习，向前人寻求他们真正的认识。顾炎武认为，这一工作先要从掌握语言文字的正确意义入手，即“小学”。他说：“夫小学，固六经之先也，使人读之而知尊君亲上之义，则必自其为童子始。”为了学习语言文字的真义，还需要参考前人已有的研究和整理。顾炎武比较推崇东汉的成绩，特别提及许慎：“自隶书以来，其能发明六书之指，使三代之文尚存于今日，而得以识古人制作之本者，许叔重《说文》之功为大。”此外，要明白前人著作的体例。顾炎武提示说：“圣人立言取譬，固与后之文人同其体例。”就《易》经来说，“《彖》、《象传》犹今之笺注者，析字分句以为训也；《系辞》、《文言》以下犹今之笺注于字句明白之後，取一章一篇全书之义而通论之也，故其体不同”。如此这般，“后之君子，因句读以辨其文，因文以识其义，因其义以通制作之原，则夫子所谓以承天道而治人之情者，可以追三代之英，而辛有之叹，不发于伊川矣”。

4、其历史主义的方法。王夫之论史，气势恢弘，虽于上下千余年中自由出入，但从不任意评说，王夫之论史充分考虑历史背景，不执一慨而论。如论西域时，他认为汉和唐历史背景不同，导致西域地位在这两个朝代的差异。

5、瞅瞅顾炎武这辈子行走的轨迹就能知道，他为了中华文明的传承跑遍了多少地方，跑烂了鞋也操碎了心。(顾炎武人物评价)。

6、其次、比较法。王夫之运用这一方法，纵论古今历史变迁、人物沉浮，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得出了许多富有新意的结论。如前人对秦、隋灭亡进行了很多相似性比较，而王夫之通过比较，指明秦、隋亡国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顾炎武人物评价)。

7、一代宗师顾炎武虽然有着辉煌的历史成就，但婚姻生活并不幸福，19岁就结婚，妻子王氏是江南望族是母亲的之女，婚后也是一直未生育。原因不明，历史也无详细记载，推测原因可能是因为和妻子王氏聚多离少，后又因为顾炎武北上之后，妻子王氏也是孤身在家，比顾炎武早去世两年，当时顾炎武还山西汾州，闻其妻子死讯后，作诗五首吊念亡妻，“地下相烦告公姥，遗民犹有一人存。”就是代表句子。

8、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代耕而赋之禄，故班禄之意，君、卿、大夫、士与庶人在官一也，而非无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义，则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知禄以代耕之义，则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夺人之君，常多于三代之下矣。

9、无论是“礼”还是“律”，都是古人念兹在兹，已经整理的。顾炎武说：

10、顾炎武，非常优秀的的思想家还有我们了解到的经学家还有音韵学家，对于国家典制、天文仪象、河漕、音韵训诂之学，郡邑掌故、兵农及经史百家都有相对研究，知识渊博，但一生辗转反侧，为清朝初期创立了新的治学方法，被誉为清学的”开山始祖“，成为一代影响力的学术宗师。

11、　　(2)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从祀孔庙以后，亲与其事的曹元忠利用在礼部任职之便，尽搜与此事相关的文件，编为《三儒从祀录》4卷，现存抄本藏复旦大学图书馆。关于《三儒从祀录》的内容、编纂及流传情况，以及笔者关于此事的考证，见段志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从祀孔庙始末新考》，《史学月刊》2011年第3期。

12、　　《孟子》七篇言君民消息之理最详，梨洲《待访录》“原君”、“原臣”二篇实本《孟子》，今为比附之如左：《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邱民为天子。”梨洲谓：“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孟子》曰：“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梨洲谓：“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名，视之如寇雠，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孟子》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又曰：“贵戚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梨洲谓：“君有无形无声之嗜欲，吾从而视之听之，此宦官宫妾之心也”，又谓：“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48)

13、如果《傅山医学全集》中收录的书确实都出自傅青主之手，那么他的临床水平，就可以通过书中许多实在的医案来体现。如此算来，傅青主的医学著述定是超过100万字了。

14、“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他的传世名言。完毕！

15、　　不过，严修等的奏折主要是为黄宗羲、王夫之二人辩护，他们所列举的“国家推行之新政”，未必全是“故儒已发之微言”，至少如王夫之就从未说过要“罢科举”，而“设乡官、复两汉三老啬夫之职”也主要是顾炎武的主张。这里综合了顾、黄、王三人的学说，将三人当成了一个整体。这种一概而论的笼统说法，反映出三儒之间的区别逐渐模糊，他们各自的具体学说如何已经并不重要，三人被当作“一体”来看待，共同构成了新兴政治理念的历史符号。

16、黄宗羲这时候干什么呢？这时候的黄宗羲正在建立“世忠营”，打仗呢，誓死反抗。到了后来，实在打不过了，就去隐居了，山林里一藏，作学问，反正不给你清朝干事。

17、可见对于历史检验的研究和对“耻”的坚持是密不可分的一体两面。顾炎武又说：

18、影响如此深远，那么顾炎武的杰出成就究竟在哪？最近网上看到某权威专家认为顾炎武未必读过徐光启的书，而颇有微词。其意无非是说徐光启与传教士利玛窦多有过从，顾炎武若懂得学西方才好。其实，顾炎武读过徐光启的书，《日知录•水利》一文便说得很清楚。至于西方的工业革命，则是顾炎武死后近百年的事情，西方启蒙主义思想家如卢梭、伏尔泰等都是顾炎武死后好几十年才出生的。但这位权威专家的质疑却让我感到，作为一名担负文化传承使命的教师，应把顾炎武的评价问题搞清楚。

19、反抗失败的顾炎武潜回老家昆山千灯县，与杨永言、归庄等守城拒敌。结局还是一样惨烈，没坚守几日昆山失守，城里城外死难者多达4万，顾炎武生母何氏右臂被清兵砍断，两个弟弟被杀，接连着常熟也陷落了，顾炎武的养母王氏闻变，绝食殉国。

20、顾炎武汲汲于改变这种趋向。他说：“苟非返普天率土之人心，使之先义而后利，终不可致太平。故愚以为今日之务，正人心急于抑洪水也。”而顾炎武提出移风易俗的具体措施则有教育和引导两途。他说：“今日所以变化人心、荡涤污俗者，莫急于劝学、奖廉二事。”关于教育和风俗的关系，顾炎武进一步强调：“孔子对哀公，以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为俗之不祥。”盖顾炎武认为，无教育，人们放弃基本的伦常，则风俗与政治秩序注定要败坏。他说：“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又说：“人伦之大，莫过乎君父……父子之亲，长幼之序，男女之别，非师不明。教人以礼者，师之功也。”关于对风俗的引导，顾炎武则认为要在全社会推崇名誉，限制逐利。他说：

21、由此一来，在顾炎武法哲学中，一部分真正重要的规范来源就转换为经过再次甄别的历史经验，即他所理解的“名物”。所谓“博之于名物制度”，二者并列而言，“名物”也就是“制度”。顾炎武说：

22、基本伦常得以推广，则有风俗的淳美。但是，据顾炎武观察，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基本伦常所受重视程度不同，风俗因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他说：

23、黄宗羲所言批判的一家之法，就是法家之王法。法家无疑是法治的头号死敌。

24、因此，傅青主将书交给了学生，让学生代他将医学研究成果流传下去。我们看陈士铎书中的序言，也着实奇怪，要么托名上古黄帝的老师岐伯，要么托名医圣张仲景，甚至假托八仙之一的吕洞宾。而陈士铎，也写得老实，在每本书开头，都说明这本书不是我写的，是我的老师岐伯天师写的，我只是“敬述”而已。

25、在整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胡磊蕾觉得自己写到第三回书才渐入佳境，对顾炎武的形象越来越清晰。从而在写第四回的时候，才似乎真正地走入了顾炎武的精神世界。所以相比前两回，胡磊蕾更喜欢自己写的后两回。尤其是第四回书，是对顾炎武一生的总结。因为顾炎武人物分量很重、人生经历和内心世界又极复杂，近三十年的北游生涯对他的学术成就和思想高度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学曲艺出身却又受过戏剧创作专业训练的胡磊蕾，打破了传统评弹的写作方法，采用了浪漫主义意识流的创新手法，以一个梦境，让顾炎武和其嗣母王氏上演一出精彩的对话，来总结他困顿、抗争、执着、艰守的一生，揭示他在北游以后人生观念所发生的转变和思想境界的卓然升华，以及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新的诠释。

26、《宋史》言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馀憾。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以示意向。真、仁之世，田锡、王禹稱、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呜呼！观哀、平之可以变而为东京，五代之可以变而为宋，则知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也。

27、　　(8)赵启霖：《请将三大儒从祀孔庙折》，《赵瀞园集》，第5页。

28、此外，只根据文本解读，而全无感性认识，也无法真正理解前人所说内容。顾炎武批评很多人，说他们：“皆据经史之文而未至其地……无惑乎俗书之所传焉。”

29、　　(48)《军机大臣世续等说帖》，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2卷，第1—2页。

30、教师读书，关乎文化传承与立德树人，二者分不开。《易经》说“文明以止(止：谓尽善尽美)，人文也”，又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指出什么是优质文化，强调人文教化的重要性。这可能是对二者紧密关系最早的经典表述。

31、2018年10月21日，由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苏州市评弹团副团长盛小云牵线，江苏省文联、苏州市文广新局、苏州市文联与千灯镇人民政府四方联手打造的中篇弹词《顾炎武》将在昆山当代昆剧院剧场举行首演。

32、“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33、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经验和规范认识是统一的。以《易》为例，顾炎武认为：“圣人所闻所见，无非《易》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告人行事，所谓‘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者也。”那么，熟悉了这些“故”智就可以真正言规范(“性”)言判断(“逆数”)。顾炎武说：

34、不罪无辜——孔子又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35、这本书选了反映顾炎武家世生平、立身行事的30多个文本，如果一般地读读，搞搞文言翻译，那么对顾炎武这位了不起的文化巨匠，很难有什么真切感知。但若沉住气去认真读，仔细想，让书里分散的内容逐渐形成有机联系，感觉就会很不一样。例如顾炎武《与杨雪臣》信中说：“昔岁孤生，漂摇风雨；今兹亲串，崛起云霄。思归尼父之辕，恐近伯鵉之灶。且九州历其五岳登其未见君子，吾犹大夫，道之难行，已可知矣。”这条线索，完全可把书中二十来篇中许多生动记述串起来，这样，顾炎武那“天地存肝胆，江山阅鬓华”(《酬王处士九日见怀》)的伟岸身影便会在我们心目中栩栩如生。他生当乱世，尝尽苦辛，成就不世之学，而又满怀无奈，实在是位富于传奇色彩的一代宗师！

36、那么，应怎么想呢？梁启超、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均认定顾炎武是清代学术的“开山”人物，是实事求是的。梁启超把顾炎武“经世致用”之学看得极重，认为这是他“生平最注意的学问”(《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82页)，这也很准确。所谓“经世”之学，用顾炎武《初刻日知录自序》里的话说，就是“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的学问。从前面说的《除贪》，便不难对此大致有所了解。《除贪》运用史料严谨，紧密联系现实，但与一般的史学专论很不同，它在国家治理、立德树人方面的价值，更为重要。令梁启超感到遗憾的是，由于清代“政治环境所压迫”，顾炎武的经世之学“竟没有传人”，也就是说，有清一代的学者，在经世之学上，都比顾炎武差得远。

37、　　支持者的论述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三儒学术精纯，各有本源，足以传授道统。例如法部尚书戴鸿慈的说帖称：“夫之神契张子正蒙之说，作《正蒙注》九卷，《思问录》二篇，皆行于世。宗羲学出蕺山，接姚江之派，闻诚意慎独之说，其所著《学案》为后学访求道统之津梁。炎武平生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二语为宗，事事皆推崇朱子，其所著《日知录》切实可行，前时议者谓国史儒林本传篇末特识其在华阴时于灵台观侧建朱子专祠，则隐然以紫阳嫡派归之，是亦可语于传授道统矣。”(16)二是三儒立身持正，志节皎然，不愧崇德报功。例如都察院都御史陆宝忠，副都御史伊克坦、陈名侃联名的说帖称：“考该故儒平生，炎武奉母命而终身为遗老，宗羲遭亲难而哭声震大内，夫之易父质而遍体皆创痕，纯孝卓操，卓绝今古，其足以升祔者一也。”(17)第三则是三儒的各项主张多为当时的政治改革所采纳，所以他们不仅是具有精神学问的大儒，更是“发宪政之先声”的政治先知。如民政部尚书肃亲王等称：“所论敦崇教育、停罢科举、导达君民、针砭风俗、讲求治本、提倡兵学、祛历朝之蠹、增乡亭之职，见于各该儒遗书者不胜枚举，迄今二百余年，凡国家推行之新政，均该故儒已发之微言，所谓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该故儒庶几近之。”(18)

38、复旦大学教授、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认为，这本书的价值和研究方面都有新的认识，浙江大学的古籍所束景南教授也评价全书解决了“汉学与宋学之争”、“顾氏是否崇信朱子理学”、“顾氏学说对后世的影响”学术争论。

39、正因为如此重视这种千载之名，所以才要广为传颂，使之成为历史经验的一部分；也正因为千载之名超越历史语境，才可以甄别历史经验。二者相辅相成，“故名节以之而立，学问以之而成，忠义之人，经术之士出乎其中矣”。

40、促成诗歌起到“兴观群怨”作用的情感在注入文字的过程中，需要处理好两重关系：一为情与景，二为情与声。对于诗歌情景关系，王夫之认为“莫非情者，更不可作景语”。情与景之间不能“彼疆此界“(评丁仙芝《渡扬子江》)般生硬相连，只有坚守“即景含情”(评柳宗元《杨白花》)。“景中生情，情中含景，故曰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也”(评岑参《首春渭西郊行呈蓝田张二主薄》)，“意志而言随”，方能达到妙合无垠、浑然一体的_上上之境。对于情与声，王夫之强调音乐带给诗歌的美感作用，希望感情与声律呼应相生，诗歌声律与诗人内心情感律动有机协调。《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卷二有云：“《乐记》云:‘凡音之起，从心生也’。固当以穆耳协心为音律之准。”王夫之对李白《苏武》一诗评价道:“于唱叹写神理，听闻者之生其哀乐。”对于那些脱离诗情而株守声律、徒有声腔空架的作品，则甚为排斥，“诗固不可以律度拘”，认为“声律拘忌，摆脱殆尽，才是诗人举止”。

41、第4段不足500字，几乎全是引用史料，作者自己的话不足20字，但事实可信度高，透点要害，鞭辟入里，典型性极强。“后唐”总体成就有限，李亶在位不过八年，但这个“典型”足以说明“除贪”抓到点子上，是实现小康的必要条件。

42、秦始皇时，法家李斯主张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而儒家淳于越则极力反对。儒家提倡分封制。分封制改进之后，就是民主联邦制。这导致秦始皇焚书。禁毁史书及百家言。

43、　　新官制的编定在光绪三十二至三十三年，其中地方官制在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正式公布，而各部呈递说帖议论三儒从祀是在三十三年的春季，正是在新官制争论最为激烈的时候，因此，政治改革的争论投射到先儒从祀议案中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44、　　(66)郭曾炘：《请特准将故儒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并从祀文庙折(又附片)》，《郭文安公奏疏》，《近代中国史料丛刊》(299)，第1278页。

45、傅青主出身在官宦书香世家，家学颇有渊源。年幼时，他便有神童表现，博闻强记，书读几遍就能背诵，十五岁补了博士弟子员，二十岁试高等廪生(享受国家津贴)。

46、平直地说，先生死后，并没有如王山史所忧虑的那样，完全落入冷寂境地。四库馆诸臣对亭林的学问(所谓“博极群书，精于考证”)还是十分钦佩的。大略地说，亭林之学包含经义(含小学)、史地(博闻)与治道三大类(相互有交叉重叠)。四库馆的处置策略是，对前二类仍酌情收入，但对太多涉及治道的书则讳莫如深，如《日知录》存而不收，将潘次耕整理的《亭林遗书》(诗文合集)归于“时事违碍”，列入禁毁(有“应行销毁”之令)，恐其有传布误国之害。先生在泉下必备感阴冷，郁闷惨痛无以言语。

47、亭林经世之学未能幸遇纳用其说的“后王”，但确有一些“抚世宰物者”逐渐为之心动。令先生稍感慰藉的是，假如说嘉定黄汝成是雅善知音，那么泾县包世臣则可谓体贴的知己。包氏自十八岁于南京初见书贾新雕的《日知录》(八卷本)，始知先生大名，便“爱其书"，惜力不能购。随后用三十余年的时间，历乾、嘉、道三朝，四处寻觅借阅，终于遍读当时所能见到的全部亭林遗书(除《肇域志》外)，反复玩味，钦服之心跃然纸上，入知天命之年，由衷叹日:“窃以为百余年来，言学者必首推亭林，亭林书必首推《日知录》。”包氏《读亭林遗书》近一千五百言，诵读再愈益觉得可作为如何读懂顾炎武，扩而充之,如何宣传弘扬传统文化者之楷范。古人有云：问道有正，有不正。何谓有正？出于真心诚服。包氏在书店初读亭林书，翻阅首页，即起爱慕之意，神似心有灵犀一点通，不是因随众而影从，“人皆以孔子为大圣，吾亦以为大圣；皆以老、佛为异端，吾亦以为异端”。也没有因一见钟情，便“情人眼里出西施”，滥秀恩爱，放弃独立思考，而是经历长期搜寻，遍读全书，反复咀嚼，体味其长，亦不讳其短，坦言“尽读《日知录》三十卷，为叹经国硕猷，足以起江河日下之人心风俗，而大为之防。唯摘章句以说经，及畸零证据，犹未免经生射策之习。欲删移其半，别为外篇，以重其书而未果。”最后又把自己放进去，与亭林的家世、经历、学同进路乃至诗文特点一一“对话”，确认互为知己，遂严肃而郑重地推出他独特的“顾学认知”:“要之，亭林之学成于责实，予之学出于导虚，使得周旋几席，以上下其论议，则予可免凭臆之讥，而亭林亦少术疏之诮矣。”

48、王夫之自幼跟随自己的父兄读书，青年时期王夫之积极参加反清起义，晚年王夫之隐居于石船山，著书立传，自署船山病叟、南岳遗民，学者遂称之为船山先生。

49、世既滔滔，天仍梦梦，顾炎武于此似乎是悲观的。然而，吾亭林先生素信，对于万事万物的评价必当置于万古江河中而定其名誉。他不是说过：“夫兴亡有迭代之时，而中华无不复之日，若之何以万古之心胸而区区于旦暮乎”？——九州历其五岳登其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心中的信念。

50、　　(18)《民政部尚书肃亲王等说帖》，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2卷，第3—4页。

51、在整体舞台呈现上，《顾炎武》回归昆曲本体，体现出传统戏曲美学诗歌化、写意化的艺术风格，以唱念做打展现出传统戏曲的规范程式，同时通过舞美调度与多媒体的使用，呈现出当代笔触，在古典中融入强烈的时代感。角色行当戏份均匀，人物塑造、情节发展立体丰满。在艺术性、思想性协调统一的基础上，充分展现出江苏本土传统文化与地域艺术的历史厚重感与使人入迷的魅力。

52、不过小小的义军并不能和清军的八旗精锐部队抗衡，他们刚攻进苏州城就遭遇了埋伏，溃不成军，松江、嘉定也相继陷落。

53、　　对于黄宗羲，胡思敬直斥为“杂霸之学”，《明夷待访录》“图穷而匕见，揉箠而骂主人，情非得已，意实无聊……故作此诙奇诡谲之辞，以开后代革命流血之祸。”针对《明夷待访录》要求加重相权的《置相》一篇，他说：“莽、操受千古唾骂，后世奸雄，窥伺神器，多慑于名分而止，而宗羲曰：‘天子去卿一阶，宰相而摄天子，不殊于大夫之摄卿’。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胡惟庸、严嵩之祸，明人所切齿也，而宗羲曰：‘生杀予夺，当出自宰相’。”(36)这种说法的背后，是预备立宪中关于应否设置内阁总理大臣的争议。在这场争论中，胡思敬主张保留军机处，因为“军机处不设定员，同堂议事，无论官职崇卑，不相统摄”，如果设立总理大臣，统一处理政务，那么无论是用亲藩还是满汉大臣，“皆可恣睢自擅，窃弄权柄，启奸人窥伺之渐”，日后必然酿成日本幕府将军之局。(37)

54、包氏“顾学认知”之中，“凭臆之讥”“术疏之诮”八个字，机巧含蓄，形似说顾包两人事，实有所指，随感而发，只是不明揭人事而已。我们如若把它置于“百余年来言学者必首推亭林”乃至儒学近世传播的长过程里，就能发现此语非常吃紧，关系到如何准确认知和正确应用传统优秀文化的一些基本规则，“非属细故"!

55、　　(57)《立宪纪闻》，原载《东方杂志》临时增刊《宪政初纲》，转引自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页。

56、胡磊蕾，苏州人，南京大学艺术硕士，国家一级编剧。江苏省宣传文化系统“五个一批”人才，江苏省“333工程”培养对象，江苏省三八红旗手，苏州市政协委员，姑苏宣传文化领军人才，中国文联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代表作有长篇评弹《赛金花》，中篇评弹《徐悲鸿》《绣神》《雷雨》等，南北曲艺说唱组合《看今朝》芭蕾舞剧《唐寅》，戏剧小品《小泥人》等。作品四次获得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三次国家艺术基金项目资助，两届江苏省文华奖编剧奖、文华大奖，中国小品大赛最高奖金狮奖，江苏省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奖等六十多项省部级奖项。

57、　　王在宣认为，三儒立身行己，艰苦卓绝，本无可议，但其学术则不无缺陷，揆之先儒，远胜子云(扬雄)而尚不及荀子，以孔孟程朱之学衡之，均不免不精不详之讥。于王夫之，称其说经之书“议论偏激，多驰骤纵横之辞，少优游和平之致，乃有言者之言，非有德者之言”，史论则“好翻案而不得其平，逞异论而不轨于正”；于顾炎武，称其“为学惩明季之弊，矫枉过正，有用无体，君子讥之”，且耽于考据，忽略心性之学，“论风俗礼教则恺切详明，言性命一贯则含糊影响”。王在宣于黄宗羲最为反对，称其“所著《明夷待访录》开首《原君》一篇，实与西儒卢骚《民约》、孟德斯鸠《法意》二书所论不谋而合，故讲新学者多称之，最易为革命d所借口”，并对《原君》一篇几乎逐句批驳，称如今新学盛行，黄宗羲为当世所推重者以此书，将来“正学昌明”，黄宗羲将为后世所诟病者亦以此书，如《原君》篇所谓“无君则人各得自私，各得自利”，如果照此行事，“吾恐平权自由之习成，革命流血之祸作，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岂不可为寒心也哉”!至于该书其他篇章，虽然谈论政治“洞明利害，言言痛切”，可是如果“推之事实，亦多窒碍难行，流弊甚大”。(32)

58、康熙元年(1662年)四月，王夫之惊闻永历帝在昆明亡，李定国、李来亨先后殉国，悲愤至极，续作《悲愤诗》一百韵。二年(1663年)六月，王夫之作《遣兴诗》七十六首、《广遣兴诗》五十八首，号一瓠道人，修《尚书引义》六卷成。三年(1665年)新年，王夫之写《和梅花百咏诗》。中秋，王夫之作《王百谷梅花绝句》。王夫之重定《读四书大全说》。

59、清军入关，王朝更迭，中国进入了一个剧烈动荡的时代。马士英、阮大铖等在南京拥立福王建立南明政权，被征聘为兵部司务的昆山志士顾炎武带上其撰写的救危复明之策《乙酉四论》欲赴金陵任职。然而昏聩荒淫、同室操戈的弘光朝廷使其梦碎当场，毅然回到昆山组建义军，誓抗“剃发令”，投入到了血雨腥风的家乡保卫战中。起义失败，至亲惨死，顾炎武又因长期觊觎其田产的乡人叶方恒的陷害锒铛入狱，幸得好友归庄鼎力相救方解危困。当其得知归庄是以代投门生帖求至二臣钱谦益门下才出囹圄，竟一意孤行，金陵索帖，让文坛领袖恼羞不已，深陷尴尬。国仇家难交相煎迫，在大势已去、复国无望的现实中，为了寻找出一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民本经世之路，顾炎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谒师访友，著书立说，开始了二十五年的不归之旅……

60、　　(37)《吏部主事胡思敬陈言不可轻易改革官制呈》，《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33页。

61、　　(49)《军机大臣世续等说帖》之曹元忠按语，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2卷，第1—2页。

62、顾炎武认为，宋后风俗再次败坏，和明初推行八股取士有很大关系。他说：

63、《顾炎武全集》是2012年2月14日第一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籍，总共7300页，此书收录了顾炎武现存可证实的全部著述。样样精选顾炎武的底本，其中就有《天下郡国利病书》重要代表著作，但整理难度比较大，所以列为次要整理。

64、司马光  欧阳修  韩  愈  杜  牧  郭子仪  杨子云  荀  子  贾  谊  墨  子

65、当日儒臣奉旨修《四书五经大全》，颁餐钱，给笔札，书成之日，赐金迁秩，所费于国家者不知凡几。将谓此书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学之功，启百世儒林之绪，而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唐宋之时有是事乎？岂非骨鲠之臣已空于建文之代？而制义初行，一时人士尽弃宋元以来所传之实学，上下相蒙，以饕禄利，而莫之问也，呜呼！经学之废，实自此始，往之君子欲扫而更之，亦难乎其为力矣。

66、因此，传承经学就显得非常重要。对于经学，顾炎武认为相较于后世的所谓“理学”更蕴藏了前人的历史经验。他说：“然愚独以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可惜的是，经学的传统已经遭到破坏。顾炎武特别指出明初的情形。他说：

67、　　(27)《理藩部说帖》，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3卷，第16页。

68、这部原创中篇苏州弹词是苏州市文艺创作中心青年作家、编剧胡磊蕾执笔完成，旨在通过评弹的艺术形式，推动顾炎武思想和曲艺文化的弘扬传承，文艺联袂、共襄源地，创编炎武精品。

69、　　(46)吏部尚书陆润庠、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陈名侃均有说帖赞成三儒从祀，而此次又随同画诺，这本是履行当时的正常程序，不能将他们认定为所谓“主驳派”的成员。户华为即认为：“以礼部尚书溥良为首，邮传部尚书陈璧、吏部尚书陆润庠、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陈名侃等附和，形成了驳黄派”(见户华为《晚清社会思想变迁与圣庑的最后演出———顾、黄、王三大儒从祀风波探析》，《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2期，第138页)事实上，不仅陆润庠、陈名侃已经有赞成从祀的言论，也没有证据表明溥良和陈璧是三儒从祀坚定的反对者。

70、少年时，傅青主由钟繇小楷入门，之后学颜真卿大楷，篆书、隶书师秦汉之风，行书效法王羲之父子，草书直追张旭、怀素。青主成就最高的当属行草，他是书法界公认的中国最后一位草书大师。因为通达各种书体，傅青主被尊为“清初第一写家”。

71、造化人事之迹有常而可验，顺以考之于前也；知来者逆，变化云为动日新而无穷，逆以推之于后也。圣人神以知来，知以藏往，作为《易》书，以前民用。所设者，未然之占；所期者，未至之事，是以谓之逆数。虽然，若不本于八卦已成之迹，亦安所观其会而系之爻象乎？是以“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

72、只此以上成就，听来已够牛了吧？但若仅仅如此，那不过还是一代大学者而已。

73、在《与杨雪臣》一信中亭林先生对自己的一生也曾有总结。他写道：

74、　　“今日编制诸公”，所指即是负责编订新官制的编纂大臣与编制馆诸委员。新官制的编订深受地方自治思想的影响，而顾炎武以其“寓封建于郡县之中”的主张一向被认作地方自治思想的中国源头之一。胡思敬对于预备立宪根本反对，认为宪政是“上下互相劫制之道”，其结果必然是“争竞之祸愈烈，荼毒之害愈深”，预备立宪之后，“盈廷聚讼，举国若狂”，以至于“内外交讧，国势垂危”，实在是“大乱天下之道”，他甚至要求“取消九年预备清单，停办新政”。(34)他对改定官制反对犹力，曾专门上奏指陈官制改革的弊端，称这种改革“误信讆言，仿东西洋规制，不设吏曹，悉解散其权，倒柄而授之督抚”，将会导致天子失权，“号令不出于一城，不待四邻分割，已成支离破碎之区”的局面，而且“资格一破，人人有侥幸之思”，维新d派就可以趁机窃夺利禄，占取权位。总之，官制改革“破坏会典，销毁则例，一切以意为之，荡然无复限制”，不至于天下大乱而不止。(35)

75、　　(13)陈衍：《顾黄王三儒从祀文庙议》，《石遗室文集》第6卷，《陈石遗集》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79—480页。陈衍这篇说帖本是代荣庆所拟，但荣庆的态度是主驳，所以未为所用，见陈声暨、王真编《石遗先生年谱》第5卷，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277)，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184—185页。

76、而后他评论说：“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于乱世，犹为此言，尚有《小宛》诗人之意。彼阉然媚于世者，能无愧哉？”那么，这里的“耻”约略等同于内心的惭愧之情。但顾炎武并不信任这种纯然内在的心理活动，他说“耻”还和“名”有关。所谓“汉人以名为治，故人材盛。今人以法为治，故人材衰”。具体而言：

77、找到王汎森先生的大文，读后大有收益。经王氏缜密的考证，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清学第一”之类的影子，最早或可追溯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但也只是在经学考据功夫上做文章，谓先生“博极群书，精于考证，国初称学有根底者，以类武为最”。而后，阮元在嘉庆中期抓住了这个官方性的话头，将“国初”改成“国朝”，靠一字之易，转动大门把手，“一大群人便冲开大门蜂拥而入”，打开新局面。汎森先生认为，从这个公案中可以看出道光中期两种顾炎武形象之间的推移，一种是纯粹的经史考证，一种是结合经济以明道救世，后一派逐渐胜过了前一派，恰恰反映了“道咸年间时代思潮的变化”。

78、顺治五年(1648年)王夫之有志于《易》。十月，王夫之与夏汝弼、管嗣裘、僧性翰在南岳方广寺举行武装抗清起义，后战败。王夫之的《河田营中夜望》诗记其事。冬，王夫之至肇庆投奔永历。次年，王夫之结识了瞿式耜、严起恒、金堡、方以智等。秋，在德庆，者胤锡授所作《军谣》十首。顺治七年(1650年)春，王夫之继娶襄阳郑仪珂之女郑氏。王夫之至梧州伤永历朝行人司行人介子。四月，王夫之为营救被诬陷下狱的金堡，三次上书弹劾王化澄，王化澄欲杀王夫之，被义军将领高一功所救，逃桂林投瞿式耜。八月，清兵至桂林，王夫之夫妇逃到永福，困于水砦，断食四天。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王夫之与妻郑氏，侄王敉回到衡州，避居双髻峰续梦庵，誓不剃发。顺治九年(1652年)春，李定国大败清军，收复广西。八月，李定国进军湖南，收复衡阳，派人请王夫之。王夫之有鉴于孙可望把持永历朝政，犹豫不决，没有成行。顺治十年(1653年)李定国抗清功绩昭著，被孙可望忌嫌，李定国率部从湖广退回广西，清兵再占湖广，王夫之避居耶姜山。

79、教师读经典，是做好文化传承工作的前提。这本《顾炎武文》精选了《日知录》28篇，校订之余，我深感《日知录》确乎是不可多得且常读常新的经典。试就其中《除贪》片段(见附录)谈点阅读体会。

80、如上所述，很多前人都看到，顾炎武绝不仅仅是一个考据学家，他的著作中也藏有丰富的哲学思考。赵俪生说：顾炎武在“哲学上仍然是一整套的……只不过他这方面的话少些，简括些，不像船山那样地汗漫其辞罢了”。陈祖武也说：“社会政治思想，这是顾炎武思想的核心。”郝润华更直接地点明：“只要认真读过《日知录》并加分析，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日知录》是一部用考证的方法来体现顾炎武政治思想的理论著作。”而学术界也普遍注意到，顾炎武是用“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这两个短语来概括自己宗旨的。遗憾的是，前人讲“博学于文”多，而“行己有耻”似乎只是简单的“道德底线”“民族气节”而已。即便是对“博学于文”，他们也基本上理解为只是一种治学方法，跟顾炎武的政治思想仿佛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如果赋予顾炎武的古典思想以现代的分析形式即可发现，“博学于文”确立了体现古人经验的制度的重要性，而“行己有耻”指以“耻”——个人的主观方面来甄别这些已有的经验和制度。进一步讲，顾炎武所谓“耻”，即对名誉及公共评价的重视。“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的有机结合，才是顾炎武所提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亦即其法哲学的核心。

81、　　四份主驳的说帖分别署名理藩部尚书宗室寿耆、左侍郎堃岫、右侍郎恩顺，内阁中书王在宣，礼部郎中龄昌，法部主事梁广照。理藩部的说帖比较简短，大意是说三儒生平学术“有密有疏，纯驳互见，究未臻纯粹以精之诣”，能够入祀乡贤祠已经足以表彰，无需从祀孔庙这仍是延续以往驳议的论调，并无新意。梁广照的说帖引曾国藩对于王夫之的评语“著述太繁，纯驳互见”其著述中流传最广的《读通鉴论》与《宋论》仍存门户之见，持论往往过中；顾炎武的著作如《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不过采摭旧闻，《郡县论》虽锐意复古，但并不可行，只不过是一时激愤之言，“语以经济，实非所长”；黄宗羲“学本姚江，而见理甚浅”，所辑《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瑕疵甚多，尤以《明夷待访录》的《原君》、《原臣》两篇“于《孟子》、《公羊》妄加附会，语多流弊”，所以“其命名虽比于箕子，而立志实托于殷顽”。总之，三儒“质兼狂狷而学养未纯，运值颠危而情怀多郁”，谈不上是醇儒，不宜从祀。(29)

82、顾炎武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虽然主张学习前人的历史经验，却始终反对教条地运用之。盖顾炎武法哲学深刻地理解世间万事万物始终处于变化之中。他说：

83、　　必须要注意的是，即使是积极推动立宪的官僚派别，也不可能赞同革命，所以支持者在指出三人思想合于立宪精神的同时，也特别强调他们与西方学说的差异。如严修奏称：“近年有一种革命之袤说，乃略涉东西文者所剿袭，实未一见宗羲之书。”(64)在支持者的论述中，三儒的学说既有助于当代之新政，又无悖于礼教之本原，所谓“博通时务，而实契合道心”对于期待既能完成政治变革、又不至引起社会动乱与文化沦丧的执政者来说，正是最合适的选择。所以，他们希望能够将三儒从祀孔庙，树之风声，以表明立宪之决心，同时也预防革命的流弊。

84、　　(55)比如章太炎就斥其“不为佐百姓，亦不为保乂国家，惟拥护皇室尊严是急”，并举其“废疾”六条，称“虏廷之疾已死不治，而欲以宪法疗之，宪法之疾又死不治”，见章太炎《代议然否论附虏宪废疾六条》，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100页，原载《民报》第24期(1908年10月)；又有论者谓其有“悖正义、昧法理、反事实”三条大谬，只不过以宪法之名掩盖专制之实而已，见荪楼《宪法大纲刍议》，同上书，第3卷，第678—693页，原载《民声》第1期(1910年5月)。

85、因为是首演，所以节目中可能还有些许青涩，但盛小云希望在首演当中，参演成员和剧场效果能和现场产生联动，通过和观众的碰撞，寻找差距和优缺点，从而对剧本和节目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和提高。

86、编辑：  杜冬雪 付佳佳 张向东 李春生  张子夏 何德能唐坤 徐伟 首林峰 翟文杨帆 黄凯丽  丁铁珍刘鹏宇 杜静国 黄赛瑜李景艳 朴龙 卢旨明 王潇 高红彪 庄伟伟 南博 李英丽 张平  张庆丰 张建宁张志强 张志聪 张斌 张新凯 张明   唐坤 徐良 徐伟 徐浩伦 刘玉香 李凯城肖成波 樊秀云 黄嘉明唐旭辉

87、关于傅青主的著述，我们不妨来看看其中的部分名单：《老子注》、《庄子注》、《管子注》、《荀子注》、《列子注》、《鬼谷子注》、《公孙龙子注》、《淮南子注》、《周易音释》、《周礼音辨》、《十三经评注》、《诸子注释》、《春秋人名地名韵》、《十七史评》、《性史》(非两性关系之性，意在儒家心性之学)、《杜诗点评》、《续编杜诗》、《会韵小评补》、《元释两藏精义》……以上罗列的书单可谓经史子集兼具，但这还只是一部分。

88、　　(35)《吏部主事胡思敬陈言不可轻易改革官制呈》，《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31—436页。

89、我以为，思想家的历史命运，思想、学说的传播流行，似有一种娇嫩的体格，过冷也不是，过热也不是，极难伺候。过热，则全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明中叶李卓吾就提出过抗议，非自“五四”始有反省；过冷，竟至“打倒孔老二”，连带尽数踩踏传统的纲常伦理，是时有识者预感社会将可能失序，至今体味也确非杞人忧天。暂按下这种当下颇讨人嫌的大话，只说他们都有一种通病，就是对主人公不是真正的恭敬，放着原著不屑遍读，不求甚解，更不愿意遵循知人论世的起码规则，深刻认识主人公的角色命运，认真对话复勘。他们往往无限放大自我，以一已之臆断排挤学术诠释的应然。行为不端者，甚至挟古人以自重，兜售自己的私货;或将古人当其敌对者的替身，大战风车，指鹿为马。如此崇贤或诛贤，均不免以闹剧作结。

90、在作出具体的规范判断时，顾炎武也认为，首先要遵循前人基于历史经验提出的制度。他说：“道仁与不仁而已矣。出乎吉，则入乎凶。”而“人苟循乎诗书，执礼之常而不越焉，则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矣”。除了“礼之常”以外，当下的实定法也同样重要。顾炎武在《日知录之余》“国史律令”条下抄录了四则小故事。其“楚相柏举之战，蒙穀入大宫，负鸡次之典，以浮于江，逃于云梦中。昭王返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乱。蒙穀献典，五官得法，百姓大治。蒙穀之功，与存国相若”。其“陈咸，哀、平间以明律为侍御史。王莽篡位，归乡，至闭门不出。乃收家中律令文书壁藏之，以俟圣主”。其“唐庄宗灭梁，御史台奏：‘朱温篡逆，删改本朝律令格式，悉收旧本焚之。今台司及刑部大理寺所用皆伪庭之法，闻定州敕库独有本朝律令格式具在，乞下本道录进。’从之”。

91、这句话最早便是出现在顾炎武《日知录·正始》中的概念，原句是：“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以八字成文的语型，出自于梁启超)